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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id>609</id><url>http://news.sohu.com/20160218/n437790663.shtml</url><title>越级汇报等于不讲规矩？胡锦涛多次拍板越级请示</title><datetime>2016-02-18 18:55:00</datetime><body>　　提要
　　越级汇报，在外交领域、在急难险重等情况下最可能出现。请示之后，当事人需要尽快履行有关程序，力求获得直接领导和相关人员的理解和支持。
　　越级请示汇报，常常会被认为是“官场大忌”，甚至被视为不讲政治、不讲规矩的表现。实际上，在日常工作，特别是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外交活动中，官员们有时会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更高层领导立即“拍板”。此时如果逐级上报，就可能延误时机，造成不良后果。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的越级请示、汇报、反映情况，才算是不违规、不逾矩呢？
　　这两种情况同时满足，可以越级请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的《人民检察院案件请示办理工作规定（试行）》指出，对重大紧急的突发案件，下级检察院必须越级请示的，应当说明理由。此外，《党章》中规定，党员享有“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属于“越级汇报”的范畴。
　　一般而言，正当的越级请示汇报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事关重大”和“情况紧急”。
　　据《第一财经日报》披露，当巡视中发现比副省部级官员一般违纪违法行为更加严重、影响重大的情况，中央巡视组可以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
　　再如2013年7月，针对多个旧案被证实属于错判一事，最高检就表示，检察机关要坚持“防止冤假错案”这条底线，发现领导的决定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要向上级甚至越级报告。
　　用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的话说，如果发现了冤案不采取上述举动，悲剧很可能已经酿成。
　　推动改革和重点工作，也可能会出现“越级汇报”。据《河北日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习近平在河北石家庄地区正定县工作时，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省会，把正定打造成距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的思路。
　　发展时不我待。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多次找到河北省委，详细汇报正定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得到了理解与支持，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正定拨出古建筑修缮专用款172万元。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越级请示汇报的也不少。
　　“主席，我请求随部队南下出征。”说这话的是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南下支队第三大队队长的张仲瀚。此前，他并不在出征名单上。在毛主席召开的原359旅干部会议上，他抓住机会越级请战，得到了毛主席的响应和赞赏：“贺龙夸你燕赵多才子，我说你是勇武一战士，我批准了！”
　　除了在急难险重等情况下、在推动改革和重点工作中，在战场上不时出现越级请示外，外交工作因其事关重大、情况复杂，为了迅速决策，也常出现越级请示汇报的情况。
　　据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回忆，当时中国和土库曼斯坦达成了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有关协议。2006年4月，拥有很高威望、身染重疾的土总统尼亚佐夫访华，心愿之一就是希望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签署协议。但按规定，这样的协议应由两国能源部门负责人签。尼亚佐夫很坚持，把我驻土大使请到宾馆，称如果协议不由他本人签，他就回国。
　　张国宝只得硬着头皮越级给胡锦涛办公室打电话汇报，约半小时后，就得到了回复：“胡主席说了这是件好事，明天由他和尼亚佐夫总统来签。”难题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外交领域的越级汇报颇为有名。1999年11月，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不料中方辗转接通美方人员电话后，对方要求，次日凌晨双方小班子再谈一次。时任世贸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马上意识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他随后越级给时任总理朱镕基打电话汇报，直陈谈成的希望很大。最终，朱镕基出现在谈判现场，谈成了。
　　越级请示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过，越级请示始终是“非常规之举”。在特定环境下越级请示，并得到高层的明确指示之后，当事人除了执行指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由于越级请示并未遵守有关程序，有的直接上级甚至毫不知晓，因此当事人需要尽快向其说明情况，力求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如张国宝得知尼亚佐夫总统坚持自己签协议后，就给顶头上司——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打电话汇报，得到了“再做做尼亚佐夫总统的工作”的指示，但工作没法做通。胡锦涛提出自己来签协议后，他又向马凯等领导做了汇报。
　　当越级请示的事项涉及到其他领导和同事时，亦需尽快与之沟通。据《说不尽的外交》记载，2003年6月，时任外长李肇星访问泰国，泰国总理提出希望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代替原代表高强，出席亚太地区防治“非典”国际会议。感受到泰国热情的李肇星出访回国当晚，就给吴仪打电话说明情况。此后，李肇星利用陪胡锦涛见外宾的机会向他作了汇报，吴仪顺利成行。
　　对同级亦是如此。2003年夏天，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在温家宝举行的宴会上，瓦杰帕伊指定随行的国家安全顾问担任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温家宝让李肇星推荐中方人选，李即推荐了时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戴秉国。李肇星越级向胡锦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就将此写入了两国《合作宣言》。在此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戴秉国，想向他通报情况，不巧他散步去了。
　　李肇星回忆，“第二天，秉国同志见到我问，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别代表了，事先一点儿不知道，还是从广播中听到的。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笑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越级报告通常事发突然，程序上的修正就显得十分重要。如胡锦涛同意由吴仪代替高强出访时，就叮嘱李肇星“外交部要再向中央书面报告”。
　　此外，为防止滥用“越级请示”的权力，最高检前述新规还规定，接受越级请示的上级检察院认为越级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要求下级逐级请示。
　　以上几条原则看似简单，在现实中，却由于个人所处环境、思想性格等的巨大差异，很难真正做到。当事人越级请示汇报后，与直接领导闹得不愉快的大有人在。
　　据《从战争中走来》一书记载，1955年1月，正奉命准备打响一江山岛战役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接到军区转来的总参谋部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张爱萍当即打电话，越级向副总参谋长陈赓汇报力争继续打仗，最后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授权彭德怀下决心，确定战斗按原计划进行，并取得了胜利。
　　但战斗结束后，军委收到了南京军区（华东军区改称）党委上报的《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里面说张爱萍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body></doc>